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事打击南联盟事件,是北约推行其新战略的一次尝试,也预示着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转变。如果我们从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乃至假象中抓住主要矛盾与本质,进而把握其质变的度及矛盾的转化,便不难作出以下基本的分析:
其一,美国及其为首的北约全球战略的转变,是范围与方式的转变而非方向的转变。科索沃事件,标志着美国及北约的战略从间接、隐蔽及防御性方式向直接、公开及进攻性方式的转变,但并不意味着其战略方向有何转变。美国全球战略方向及重点的选择,从来是依其在战略上面临的最大威胁而定的。尽管二战以来东西方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暂以东欧的剧变、苏联的解体和华约的消亡而告终,但苏联留下的庞大核武库仍在,俄罗斯依然拥有摧毁美国和欧洲的强大战略核打击能力。这正是长期以来美国的心腹大患,也正是北约依然要东扩进逼俄罗斯的根本原因。这只能表明俄罗斯同西方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趋同,并不等于其国家利益的趋同。尽管俄新一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产生及总统权力的交接,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施加影响进而修复与改善因科索沃、车臣及反导修约等问题趋于恶化的双边关系,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契机与可能,且这一进程因双方互有所求将会加快。但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巨大变迁与重组尚需在动荡中经历较长的过渡期,俄未来政局走向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不能不成为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关注与应对的重点。
其二,避轻就重,声东击西,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态势。具体表现为:东为虚,取守势;西为实,取攻势。美国在亚欧东西两线皆驻有重兵,然而所采取的战略却截然不同。美军70年代陆续撤离东亚(除日韩外)以来,凭其雄厚的资本及技术等优势,大举进军亚洲这块尚待开发且前景诱人的市场。深裹其中又难以割舍的经济利益及其所依赖的地区局势的稳定,便不能不成为美国在东亚第一位的战略需要。因而其东亚战略可概括为:政治上分化,在以其价值标准对他国渗透、施压、分化的同时,利用诸如我海峡两岸、朝韩、东亚各国与日本、东亚各国间的矛盾分而治之;军事上威慑,以派驻重兵为核心,通过美日安全保障条约、TMD及大量军售、联合演习之类,强化其威慑效应,对他国保持经常的压力与威胁;经济上取利,即以事实上不平等的经贸关系为掩护,以制裁相要挟,凭借资本及技术等优势最大限度地占领市场、攫取利润。其中,经济是核心,政治与军事则在保证其全球最高战略利益的限度内服务服从之。而经济利益的驱动、侵朝侵越战争相继失败的历史教训、东亚没有同西方价值观念、历史传统、综合实力相同的盟国为其依托等地缘政治因素,则是这一特征的基本成因。与此相反,欧洲与美国在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地缘政治方面本质上更趋一致,同时集中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密集的资本与技术投入,维系着欧美各国的经济命脉。对欧美赖以生存的统一市场、政治秩序与集体安全的共同需要,决定了欧美在根本政治利益一致的基础上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争斗的关系,且依赖性方面居主导地位。美国欧洲战略的基本性质可概括为:政治上笼络,经济上取势,军事上控制。其核心是保持欧洲对美的长期依附地位及美国长期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对俄罗斯则采取谨慎的挤压战略,即政治上利诱,经济上控制,军事上挤压。扼制与削弱是其对俄战略的核心。因而,美俄间扼制与反扼制、削弱与反削弱的斗争将长期持续下去。
其三,美国的全球战略在特定条件下,还会演变出某种特殊表现形态。美国与欧亚两洲多方面的不同利害关系,决定了其全球战略在较长时期内以欧洲为重心、以亚洲为侧翼的基本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具体表现形态及其基本态势永远一成不变,它将随着其内外在条件要素的变化而变化。美国的安全及全球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欧洲这一本质方面,决定了美国更多地转向亚洲依然是这一本质的具体表现形态之一。因而,欧洲这一主导美国全球战略全局的本质方面,势必规定、影响着美国亚洲战略的走向、特点及样式等,也预示着美下届政府推行的政策与战略将打下北约战略新概念的烙印。特别是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将成为美国利用来推行其“遏制”战略的前沿,并以美国幕后操纵,朝鲜南北、海峡两岸及日本等周边地区的亚洲人自相钳制为主要形式,以美国具有较大弹性的直接有限介入为最高形式。